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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法律往事之李大钊案

中国国家博物馆一楼《复兴之路》展厅,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——民国时期的绞刑架,经常吸引众多参观者的驻足。1927年4月28日,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(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),神态坦然地走上这座绞刑架,从容就义,年仅38岁。这不仅是博物馆工作人员或志愿者的解说词,更是对历史,特别是一刹那场景的真实还原和再现。不过,作为普通参观者,我们在愤怒张作霖及其刽子手残暴(讲解员告诉参观者,李大钊被执行死刑过程长达40多分钟)的同时,也许在不经意间觉察到民国法治发展道路的艰辛、曲折与反复,以及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存在的某些闹剧,正所谓“播下的是龙种,收获的是跳蚤”,或者“橘生淮北为枳”。

中国历史上,死刑执行方式虽然有多种,甚至长期存在车裂、凌迟、腰斩、枭首等非常规性的死刑执行方式,但绞刑却鲜有提及。如果为了理解方便,一定要找一个类似或相近概念与之对应,特别是就原理而言,自缢或许较为恰当。而且,自缢在反映古代,尤其是宫廷题材的电视剧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较高,皇帝经常用三尺白绫赐死某些大臣——比如,康熙六年赐死四大辅政大臣之一的苏克萨哈,明英宗赐死坚守北京有功之臣于谦——以示恩赐和法外开恩,因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,留下全尸成为受刑者的一种政治待遇。当然,“马嵬坡下泥土中,不见玉颜空死处”,唐玄宗之贵妃杨玉环虽然也是以此种方式香消玉殒,但体现的却是王者的无奈。

直至清末,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,在借鉴吸收现代西方法律文明时,为反对酷刑,特别是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,始把绞刑引入中国,中国司法术语中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绞刑。《大清现行刑律》明确规定死刑执行方式为绞、斩两种,也即废除其他酷刑;而在后来的《大清新刑律》中,进一步规定绞刑为死刑的唯一执行方式。在当时看来,绞刑似乎是法律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不过,需要说明的是,这只是“写在纸上的法律”,绞刑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普及。因为,绞刑执行起来过于麻烦,而且还需要先进设备,以及刽子手的娴熟技术。

即使在民国,绞刑也不是常规性的死刑执行方法。1917年,刺杀宋教仁元凶之一的洪述祖,在上海被捕。后被押解至北京地方审判庭接受审判,经长达两年的漫长等待和反复,最终被北洋政府大理院判处绞刑。洪述祖也就成为民国历史上有资料可查,被以绞刑执行死刑的为数不多的案例之一,有人也称其为“民国绞刑第一人”,此时已经民国六年了。

其实,仅就绞刑制度而言,原本无所谓闹剧,在一定时期看来还比较文明,至少比直接砍头要仁慈。但问题是,也是耐人寻味之处在于,北洋后期政府可以原封不动地购入绞刑架——李大钊执行死刑的绞刑架来自欧洲,甚至照搬一些法律条文,如果这也算移植的话,但却不能,或者说不愿意,借鉴、吸收近现代人类法治文明中的核心、精髓和实质,包括传承民国以来已经确立的一些好的制度,导致一切司法梦想都幻化为泡影,甚至成为军阀镇压革命的工具。

就此而言,李大钊被捕时机实为不佳,并为沦为民国法治短暂倒退时的牺牲品埋下伏笔。

李大钊于1927年4月6日在北京东交民巷苏联使馆被捕。此时,国内革命形势日趋明朗,国民革命军胜利之曙光已现:南方的北伐军势如破竹,从珠江流域一直攻入长江流域;北方的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北伐,山西军阀阎锡山也公开宣布讨奉。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位实际统治者,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陷入四面楚歌,覆灭只是时间问题。为杀一儆百,以儆效尤,同时也为最后挣扎找到借口,张作霖不顾北洋前政要梁士诒、章士钊等人的反对,以及奉系军阀内部杨宇霆、张学良等开明人士的劝阻,一意孤行地将李大钊送交军法法庭处置。

将一书生或者思想领袖送上军事法庭,民国并不多见。

而其恰恰又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最后一个司法大案,可谓是北洋司法的“终点”。如果以案件为脉络,这一时期的司法状况,正好可用《风云决》主题曲中的一句歌词“看似终点,又回到起点”来形容。

而这里的“起点”就是民国元年(1912年)的姚宗泽案。正是在此案中,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第一次运用现代西方法律程序,进行公开审理,以“示人以文明之气象”,并开司法独立之先河。

姚宗泽原为江苏山阳(今淮安)县令,思想比较反动。山阳县光复前夕,其将周实、阮式两名当地年轻的革命党人杀害,手段极其残忍:前者连中7枪遇害,后者惨遭剐腹剖心。不久,姚宗泽被缉拿归案。对于严厉处置姚宗泽,没有疑问,毕竟革命已经胜利,对反革命者进行镇压,并告慰牺牲革命者的亡灵,实属当然。但难点和焦点在于,如何处置,以什么方式处置反革命者。因为,此时的法治,如同民国的其他领域,几乎等同于空白,“起点”的另一层意思是“从零开始”。沪军都督陈其美、南社创办人柳亚子等人,坚决要求将姚宗泽移交军事法庭,速审速判,为牺牲同志报仇雪恨。而司法总长伍廷芳则认为,“民国方新,对于一切诉讼应采取文明办法,况此案情节重大,尤需审慎周详以示尊重法律之意”,并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支持。于是,民国司法第一大案在上海开庭,合议庭、陪审团、聘请律师、充分辩护、允许旁听、可以上诉等现代法律程序一应俱全。经三次开庭,姚宗泽被判处死刑。后来,虽因种种原因,姚宗泽被赦免而逍遥法外,但伍廷芳力争开创的司法“新气象”,已在民国生根发芽,成为民国近代司法制度的起点。

可遗憾的是,时隔16年后,在李大钊一案中,这些司法理念,司法程序,以及相关制度被放置一边,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审判,不允许旁听,不允许辩论,更不允许上诉,判决后立即执行死刑。尽管,这的确好像是“看似终点,又回到起点”,但并非只是简单的重复和画圆圈。事实上,纵观中国近代法治发展历程,没有所谓的“终点”与“起点”,有些个案看似在走回头路,其实还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前行,也恰恰是这些不经意的个案,无意识地推动着近代法治向既定目标前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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