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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袭撤销学位处罚并不过重

去年8月,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月刊《国际新闻界》杂志通报北京大学于艳茹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涉嫌抄袭,今年1月10日,北大通报撤销其博士学位。对此,于艳茹感到委屈。她质疑北大的处理决定和申诉处理结果,并打算通过所有合法途径维权。4月4日,在北京大学举行的“学位授予与学位撤销中的法律问题”研讨会上,来自北京高校的一些法学专家认为,北大对于艳茹撤销博士学位的处罚过重(4月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。

一个客观事实是,现在我国教育系统对于普通的学术论文作假与抄袭之事,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处理规定。教育部仅仅是在2012年底发布了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,其中明确了学位论文如果定性为抄袭作假就必须要撤销学位的规定,但是,于艳茹抄袭后发表的论文并非是其学位论文。争议的症结也正在于此——非学位论文涉嫌抄袭,按学位论文的处理办法来处理,自然有处罚过重之嫌。

可是,如果我们举两个例子,就会发现对于艳茹的处罚,并不存在处罚过重的问题。第一个例子是,2012年5月,雅虎宣布CEO汤普森辞去职位,原因是其学历陷入了“造假门”而被媒体热炒;第二个例子是,2011年3月,广州体育学院原院长许永刚因论文抄袭被撤销党内职务,给予行政撤职处分。由以上两例可以看到,如果我们本着零容忍的态度去看待学术作假与论文抄袭,则仅撤销其学位而不撤销其毕业证的处罚,算不上是处罚过重。

之所以有处罚过重的论断,笔者认为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他一些方面的现实对比。现实之中,因论文抄袭受到处罚的人少之又少,许多抄袭事件最后走向了和解,通常是板子高高举起,轻轻放下。比如,某教授抄袭学生论文事件虽然闹到了法庭之上,最终只被判了道歉和赔偿1000元的结果。对比之下,于艳茹自然会感到不公。

更何况,在拿学位、评职称都需要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硬性制度之下,无论是求学之人,还是做学术之人,都会更注重论文的数量而忽略论文的质量,如此学术评价机制本身就是僵化的。也正是这样的制度,成为导致我国学术论文抄袭之风盛行的一大原因。

但是,既然已经被认定为严重抄袭,而且是人赃俱获,那么,对于当事人而言就没有理由感到委屈。在同一个论文评价体制之中,仍然有许多人坚持正直而诚恳的学术风骨,而且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就,那么当事人就更应当检讨自己曾经的抄袭行为。我们应该本着让学术圈风清气正的目的,以零容忍的态度去要求每一位学界人士。否则,论文抄袭和学术作假现象就不会得到遏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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